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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二章 世纪大和解（第1页）

这小子在干嘛，现在是码字的时候吗？

不说十万火急吧好歹是争分夺秒，都火烧眉毛了还有心思写小说，也不知道他是心态好还是有信心。

这么从容的吗，不愧是他。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早就已经写完。。。

绿皮火车在山间穿行，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像某种古老的节拍器，一下一下敲打着余惟的神经。他靠窗坐着，笔记本摊在膝上，笔尖悬停在那行字??“《下一站，是你》”??迟迟未落。窗外的雾气时聚时散，仿佛大地在呼吸，而他的思绪也如这云烟般缭绕不散。

他想起昨天离开排爆部队时，一名战士递给他一枚锈迹斑斑的弹壳，说：“这是我们从雷区清理出来的最老的一枚，1979年的。它埋了快五十年，今天才被听见。”余惟接过那枚弹壳，沉甸甸的，像是承载了一整段被遗忘的历史。他在笔记本里记下这句话：“有些声音，等了几十年才被人听见。”

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陈屿发来的消息：“南京馆今日参观人数破万。有个聋哑学校的孩子听完后用手语说：‘原来沉默也可以唱歌。’”

余惟轻轻笑了，把这句话抄进本子，又翻到前一页，上面密密麻麻写着这些年他走过的地方、听过的声音、见过的人。云南山村的小女孩叩击水泥柱的三声；女工哼出的第一句潮汕童谣；服刑者讲述那一刀前拨打七次无人接听的电话；纤夫手掌划过桌面的轨迹；斑头雁最后三小时的鸣叫循环……这些声音原本都该消逝在风里，可它们被留下来了，编织成一张巨大的网，网住了这个时代最容易被忽略的生命震颤。

火车缓缓驶入一个小站，站名牌上写着“长岭镇”。站台上只有两个卖烤红薯的老妇人，一个穿着褪色蓝布衫的男人蹲在角落抽烟。余惟忽然起身，拎起背包就下了车。他不知道自己为何停下，就像当初踏上云南山路时也不知会遇见一群孩子写歌一样。但他相信，每一个偶然的停留，都是某种声音在召唤。

镇子不大，青石板路被雨水泡得发黑，两旁是低矮的砖房，墙上贴着泛黄的春联和褪色的政策标语。他走着走着，听见一阵断续的笛声，从巷子深处传来。那声音不成调，却有种执拗的坚持，像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路。

循声而去，他在一间破旧诊所门口停下。门楣上挂着块木牌，字迹模糊，依稀能辨“卫生所”三字。院子里，一位老人坐在竹椅上，手里握着一支竹笛，正闭眼吹奏。他满脸皱纹，右腿空荡荡地搭在小凳上，裤管用别针固定。笛声忽高忽低，有时卡住，又重新接上，像在回忆一首几乎忘光的曲子。

余惟没有打扰，只是静静站在院外听着。一曲终了，老人睁开眼，目光落在他身上，竟不惊讶，只问：“你也来找声音的？”

余惟点头：“您怎么知道？”

老人笑了笑：“这两年，来这儿的人多了。都是听说‘会说话的听诊器’的事。”

“听诊器？”余惟皱眉。

老人指了指屋里：“进来吧，我给你听听。”

屋内陈设简陋，药柜积灰，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年轻医生站在村口，怀里抱着个孩子，身后是一群村民。照片下方写着“1976年长岭赤脚医生合影”。

“我叫周志民，”老人说，“以前是这儿的医生。四十八年前，我在山洪里救了个孩子，自己丢了条腿，也丢了行医资格。后来这卫生所就荒了。”

他从抽屉里取出一只老式听诊器，铜头已氧化发绿。“但这东西没丢。”他说，“我一直用它听人的身体，也听这片土地。”

余惟接过听诊器，疑惑地看着他。

“你试试，”周志民说，“不是听人，是听墙。”

余惟迟疑地将耳塞戴上，胸件贴在斑驳的土墙上。起初只有寂静，接着，一丝极细微的震动传来??像是心跳，又像脉搏，在墙体深处缓缓跳动。他屏息凝神，那震动渐渐清晰：有咳嗽声、婴儿啼哭、老人叹息、女人低声祈祷……甚至还有当年广播喇叭里播放的《东方红》片段，断断续续，如同记忆残片。

“这……怎么可能？”余惟震惊。

“不是不可能，”周志民平静地说，“是积累。几十年来，这墙听过太多人生病时的呻吟、临终前的遗言、产妇的尖叫、孩子的第一声哭。声音不会消失，它们藏在砖缝里，渗进泥土中。只要有人愿意听，它们就会回来。”

余惟猛地想起什么：“您是不是……曾经给村民录音？”

周志民摇头：“我没设备。但我教他们说话??生病时不要忍着痛，难过时不要憋着眼泪，想骂就骂，想唱就唱。我说，疼也是一种声音，沉默才是病。”

他顿了顿，望向窗外：“后来我发现，那些敢发声的人，活得更久。不是医学上的，是精神上的。他们的痛苦被听见了，灵魂就不至于枯死。”

余惟久久无言。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这些年做的，不过是延续了眼前这位老人未竟的事??让被压抑的声音重见天日。

“我能录下来吗？”他问。

“可以，”周志民说，“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您说。”

“别只放给城里人听。我要你带到矿井、工地、养老院、精神病院……所有没人说话的地方。让他们知道，连一面破墙都能记住声音，何况是人？”

余惟郑重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