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中,摄影指导老周激动得哭了,副导演抱着场记本跪在地上大笑,王滢悦则站在他身后,默默递上一杯热姜茶。
他暂停视频,放大她的脸。那一刻,她眼里有种东西,他说不清是什么,但绝对不只是支持或崇拜。那是一种共担命运的决心。
他拨通她的电话。
响了三声才接。
“怎么了?”她声音带着倦意。
“你还记得那天吗?我们在沙漠里等光。”
她顿了顿:“当然记得。你说你要拍‘色彩的情绪’,结果第一天就被风沙打了脸。”
“可后来光来了。”他说,“而且比预想的还要美。”
“所以呢?”
“所以我在想,我们现在是不是又在等另一道光?”
电话那头静了很久。
然后她说:“不一样。上次我们等的是自然现象,这次……我们在对抗人为的黑夜。”
第二天清晨,他开始写《囚鸟》的剧本大纲。
第一幕设定在一座废弃的精神病院,墙上残留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心理实验记录。主角是一位年轻女导演,试图拍摄一部关于“集体记忆压抑机制”的纪录片,却被多方阻挠。每当她接近真相,就会有人以“保护历史稳定”为由干预调查。
而在她整理的老档案中,赫然出现一张照片:一群电影工作者围坐讨论,其中一人手持剧本,封面上写着《未完成》三个字。日期是1986年。
方星河写下旁白:“有些故事之所以没能拍出来,不是因为技术不够,而是因为时代不允许说真话。”
中午,李安再次来电。
“我看了你听证会的录像。”他说,“你知道最让我震撼的是什么吗?不是你的证据,也不是你的控诉,是你转身离开那一刻的姿态。那种决绝,让我想起胡金铨先生当年拒绝删减《空山灵雨》结尾时说的话:‘你可以禁我的片,但不能折我的脊梁。’”
方星河闭上眼:“我只是不想再演戏了。以前总觉得妥协一点就能活下去,现在发现,每一次低头,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挖坟。”
“那你打算怎么拍《囚鸟》?”李安问。
“实拍。”他答得干脆,“我要去真正的老片场、旧审查档案馆、退休技术人员家里采访。哪怕只能还原百分之三十的真实,我也要让它存在。”
“小心。”李安提醒,“你已经在挑战一种隐形的禁忌。有些人宁愿历史永远蒙尘,也不愿面对过去的错误。”
“那就让他们来找我。”方星河笑了,“我已经不怕了。”
三天后,他带队出发,第一站是西安电影制片厂的老厂区。那里曾是中国西部电影的摇篮,如今大部分建筑已被商业开发吞没,只剩一栋三层小楼还挂着“艺术档案室”的牌子。
接待他们的是位六十多岁的管理员,姓赵,原是厂里的资料员。听说来意后,他盯着方星河看了很久,忽然说:“你长得像一个人。”
“谁?”
“张默言。八十年代最有锋芒的那个导演。他的《铁窗诗社》被禁了三十年,去年才解密。”
方星河心头一震。那部片子他只看过零碎片段,据说讲述一群知识分子在特殊时期通过默写诗歌保持精神自由的故事。
“他还活着吗?”他问。
赵师傅摇摇头:“三年前走了。临终前烧了一箱子手稿,只留下一句话:‘别让下一代重演我的悲剧。’”
方星河默默记下这句话,写进了《囚鸟》第二稿的扉页。
他们在档案室待了整整两天。由于系统老化,许多资料只能手动查阅。就在即将离开时,王查理在一个编号为D-07的铁皮柜底层,发现了一卷未登记的录音带。
标签上写着:“1987。3。15会议纪要(绝密)”。
带回北京后,技术团队花了六小时修复音质。播放时,会议室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录音内容是一次内部审查会议。一位官员严厉批评某部即将送审的影片“思想倾向严重偏离”,并质问导演:“你是想当艺术家,还是想当麻烦制造者?”
导演的回答平静却坚定:“如果真实就是麻烦,那我愿意制造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