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止安离开后的时空,像被分割成两条并行的轨道。一条在大洋彼岸的顶尖实验室里高速运行,另一条,则在熟悉的校园中,试探着独自航行。
周予安的生活进入了新的节奏。没有陆止安的实验室,空气似乎都变得稀薄了些。最初的几天,他总会下意识地在固定时间抬头,望向那个曾经永远坐着一个人的角落,然后才意识到,那里已经空了很久。家规的条框依旧在无形中运转,但执行者变成了他自己。他依旧六点起床,晨跑,严格按照计划学习编码,仿佛陆止安留下的监控程序仍在后台默默执行。这种自我调教,带着一种近乎仪式感的坚持,是对抗失落和维持秩序的唯一方式。
然而,真正的“自由”开始显现其挑战。一次重要的期中项目汇报前夜,周予安在调试一个复杂算法时陷入了僵局。若是以前,陆止安会在他眉头紧锁的第五分钟就察觉,然后要么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要么冷声命令他暂停休息,避免无效消耗。但现在,他只能对着满屏的报错信息,独自熬到深夜。焦虑和挫败感像潮水般涌来,脖颈后的皮肤开始隐隐刺痒,那是躯体化反应在提醒他极限将至。他几乎要习惯性地打开聊天窗口,敲下求助的信息,但指尖悬在发送键上,最终缓缓收回。
沟通义务的条款在脑海中闪过,但沟通的对象已然缺席。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像陆止安曾经示范的那样,将问题拆解成最基础的模块,逐个排查。这个过程缓慢而痛苦,如同在没有路标的荒野中摸索。当他在凌晨三点终于找到那个愚蠢的变量命名错误时,巨大的疲惫和微弱的成就感交织在一起。没有赞许,没有批评,只有屏幕冷光的映照。这是他独立解决的首个真正意义上的难题,带着孤独的涩味。
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陆止安,正沉浸在更高强度、更前沿的研究中。新的环境,顶尖的同行,无尽的挑战。他像一台被输入了新任务的超级计算机,全速运转,高效精准。但偶尔,在深夜离开实验室,独自回到寂静的公寓时,一种陌生的空洞感会悄然浮现。他会下意识地查看手机,那个曾经会定时汇报进度、或是在遇到困难时(尽管后期越来越少)会发来简短请示的头像,已经很久没有跳动。他不再需要分神去审核计划、纠正错误、或是思考如何应对那个敏感少年微妙的情緖波动。这种“清净”本该是高效的必要条件,却偶尔让他感到一种…过于绝对的静默。
一次,陆止安在审查合作方提交的一份漏洞百出的技术方案时,一股熟悉的、近乎本能的怒火瞬间升起。他几乎能立刻在脑中构建出一套完整的、针对这种懈怠和不专业的惩戒流程——从尖锐的质询,到明确的修正指令,再到确保不再犯的后果警告。这套思维模式如同刻入骨髓的算法自动运行。但他很快意识到,对方不是周予安,他不再拥有那份“规训”的权力和责任。他最终只是用极度冷静且专业的语言,罗列了方案中的十七处致命缺陷,并要求限期重做。效率依旧,却抽离了所有个人化的、带着温度(哪怕是冰冷的温度)的干预。
周予安这边,规则的内化以另一种方式显现。他开始在团队合作中,不自觉地带上了陆止安的影子。当组员提交草率的代码时,他会皱起眉,语气平静却不容置疑地指出问题,并要求重构。他甚至为自己制定了一套更精细的积分自评系统,用来量化每日效率,未达标时,会“罚”自己加训或补读文献。这种自我管理,严厉依旧,却少了那份被凝视的压迫感,多了几分自主的韧性。
一天深夜,周予安在查阅一篇晦涩的论文时,遇到了一个无法理解的核心公式推导。他尝试了所有自学手段未果,挫败感再次袭来。鬼使神差地,他点开了那个久未闪动的对话框,输入了问题的关键点。在点击发送的前一秒,他猛地停住。这是一种犯规,是对“放手”协议的破坏。他盯着那行字,仿佛能感受到大洋彼岸可能投来的、不赞同的冰冷目光。诚信基石在灼烧他的指尖——发送,意味着承认依赖;不发送,可能意味着效率的损失。
最终,他逐字删除了问题,关掉了对话框。他转而给一位不常联系、但专攻该领域的教授发了封措辞严谨的邮件请教。这是一种成长,学着在旧有的规则之外,寻找新的、更平等的资源链接方式。
几乎在同一时间,陆止安在分析一组异常数据时,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个边界情况,予安之前处理类似问题的方法或许可以借鉴。”他下意识地想调取记忆中的相关讨论记录,才恍然那已是“离线档案”。他沉默片刻,最终选择了另一种更常规但稍显繁琐的解决路径。他没有试图联系周予安,那不是他现在的角色该做的事。
两条轨道,在各自的宇宙中运行。一条在孤独中学习自主导航,偶尔还会被过去的引力扰动;另一条在高效中保持着绝对的距离,却也无法完全抹去系统中某个重要进程留下的运行日志。惩罚的鞭子已收起,调教的双手已松开,但规则的回音,仍在各自的时空里,幽幽地响着,提醒着那段塑造与被塑造的过往。真正的“自由算法”,正在这种分离的阵痛与适应的沉默中,开始编译它的第一个正式版本。分离,是独立的开始,也是思念与成长的无声博弈。